这些需求最终指向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名誉权、荣誉权、名称权、姓名权、肖像权、身份权、配偶权，人格平等、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尊严，环境权，社会经济权利，教育、科学、文化权利和自由，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等政治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政治自由，等等。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宏大深邃的问题，目前，笔者只能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尽量作一个梗概式的表达，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25]因此，在唯物论的世界观看来，人首先是物质的存在，然后是精神的存在，最后才是物质与精神或者说存在与意识对立统一的存在。

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此说原出《周易•说卦》，推而言之，依着道的理路和构成，并根据《唐律疏议•名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的规定，那么，立法之道就可以说是礼与刑或德礼与刑罚。[38]这表明，在传统中国理气统一的世界观中，精神性的理或者说道德是第一位的，而物质性的气是第二位的。故《尚书》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19]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60页。

这是对律文的直译，其实其内涵远不是这么简单。[29]但即使如此，我们从类型学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比较，亦是可行的。没有国际通行的学术标准不是坏事。

2. 论证（回答研究问题）。[79]白建军：《大数据对法学研究的些许影响》，《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再次，文献综述往往聚焦于一个矛盾、漏洞或者不足，来识别出一个（类）需要解决的同质化问题、争议、命题（problem、 controversy、proposition）。2009年以来，全球债务危机迫使很多欧洲国家削减科研支出，有限的资金只能根据学术表现（质量、影响力）在各个学科之间进行分配。

在主要标准之外，还有四个次要标准：第一，批判性（critical），指的是作者不仅仅描述某一问题的现状，还有进行有力的学术批判。欧洲学者发现，危机的深刻根源在于研究方法的缺失。

这就要求以研究问题引导答案的思维路径：一位学者在提出研究问题时是不应当知道确切答案是什么的（当然，他对问题的答案可以有模糊的假设）。美国标准将评判学术作品质量的权力几乎完全赋予了评价者。法学评论可以向使用者进一步解释这些标准的涵义来降低干扰。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中国标准更多地是个人宝贵经验的分享，距离学术意义上的标准还有一定距离。

对于法学评价理论来说，每位学者有自己立场和视角，这是必然的。只要看看美国的 Nance 和 Steinberg、Carter、Rubin、Kissam，欧洲的 Verbeke、Vranken、Snel，中国的陈瑞华、凌斌等学者发现或者提出的学术标准就知道了。William R. Brice, Journals under Threat: A Joint Response from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Editors, （2008）.p.1. [4]Rob van Gestel, Sense and Non-sense of a European Ranking of Law Schools and Law Journals, Legal Studies 35.1（2015）.p.165-185（强调引证数量等指标仅能间接体现学术质量，而过度依赖这些指标会让我们忽略对学术作品实质内容上的考察。总结性论断是指作者就一组或者一批研究材料的内容做出的总览性的判断。

[36]第四，应用性（applicability），指的是作品内含的洞见和想法能够为其他学者理解和思考某一问题提供帮助。[2]郭旨龙：《中国法学教师招聘条件实证研究》，《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16年第1辑。

2.文章选题会引起法律群体的广泛关注。一个方面是作者要保证获得的文献、数据以及其它材料能够圆满回答研究问题。

美国学者喜欢依据作者名声、[5]外部专家意见、[6]法院引用法学教授作品次数、[7]期刊之间引证数量[8]等间接因素对学术刊物进行排名，并以此判断其质量高下。其次是说服力，指的是作者的语言风格在整体上体现出专注性、严谨性、持续性。美国学者对法学杂志使用何种审稿标准以及应该如何评价法学作品的质量提出了不同见解。另外，评审者看到作者提出了新观点就认为其具备原创性，但可能的情况是，作者观点所依据的资料既不重要，也和议题没有相关性。[43] 第二，发表体系危机。三、欧洲法学的学术标准：法学的身份危机和研究方法的兴起 与美国不同，欧洲学术环境产生的深刻变化为法学带来了一场身份危机。

在欧洲，仅有比利时和荷兰学者真正关心这个问题，而其它国家学者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简单地说，文献综述是将宏大的选题（topic）转化为具体问题（problem、issue）的过程。

如果仅某一部分材料做出的论断，其可信性取决于两个因素的结合：论断本身的范围是否超出了研究材料内容，以及，做出论断的过程是否能够说服他人。[71]陈金钊、王国龙、孙光宁等：《悲伤的中国与自卑的法学》，《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46]例如，提出好的研究问题会将研究者的假设、论证、理论框架变得更加清晰，从而实现研究的原创性、深刻性、彻底性。理论性论断是指作者对某一问题进行的抽象判断。

核心概念不能有模糊涵义而产生多种解释，而且这个问句必须能够让读者明白论文要论述什么，而不需要作者去额外解释。（一）中国法学需不需要学术标准 从现有资料来看，国内学界，特别是在顶级法学期刊发表实践中，仍然没有被普遍遵循的学术标准。因此，我在本文中关注的是第二类标准，即，我们对学术作品的内容进行实质判断时所使用的定性标准，如学术原创性、严谨性、理论性，等等。这一传统近年来受到了挑战。

[70]章志远：《晚近十年的中国行政诉讼法学研究—回顾、反思与前瞻》，《清华法学》2015年第1期。比如，为各类法学论文附上英文摘要已经成为惯例，无外乎是为了增加中国法学在英语世界的可见度。

就多样性而言，法学评论的审稿标准看似明确但在实际操作中是有多种解释的。[60] 第二位是荷兰学者 Vranken，他将学术标准定位于法学研究过程的两个阶段：提出研究问题，以及回答研究问题。

[80]凌斌：《论文写作的提问和选题》，《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另外一个方面是作者要详细或者简要地说明他将用什么具体的研究方法（例如，文献综述、法律技术分析、比较研究、经验研究，跨学科研究）来回答研究问题。

即使作者遵循上述三种标准也不一定保证他的结论是让人信服的，而论证最终能否令人信服取决于作者论断的可信性。[68]学术的重复生产使得很多论文看起来似曾相识。其次，近几年国内掀起了一股海外办刊的热潮，见证了中国法学国际化脚步的加快。3.作品为研究议题提供了足够的背景信息，从而使不熟悉该议题的人能够懂得该研究的相关问题。

欧盟成员国的法学家们在各个领域面临着比过去更为严峻的学术挑战。这种自说自话的学术局面产生了更多争议。

但在当下这种研究领域日益多样化、专精化的今天，这种可能性有多大？法学评价理论也是如此，很多标准都是理论家以我认为的方式被提出来的，所以变成了你说你的标准，我说我的标准这样的尴尬局面。第二，美国标准的主观性太强，而欧洲标准是在客观上被普遍认同的。

[32]第三，研究者的见解与过往学术成果比较起来不是显而易见的，指的是一位有着普通研究技巧的学者在与其他学者使用同样研究工具的情况下不会得出本质上一样的结论。林士平：《法学学术论文的质量亟待提高—从关注法学素质教育的角度》，《金陵法律评论》2009年秋季卷。